今年3月至4月间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曝光了四批共328家“离岸社团”、“山寨社团”的名单。但目前，众多“离岸社团”、“山寨社团”日益成为金钱换荣誉的载体，而相关监管政策和手段仍显粗放。
原标题：离岸山寨社团 炼成易监管难
今年3月至4月间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曝光了四批共328家“离岸社团”、“山寨社团”的名单，其中有活动多年、屡遭质疑的“世界奢侈品协会”、“国际食品包装协会”、“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”，也有与普通民众生活并不直接相关、但在行业内部颇为吃香的行业协会，还有个别兴趣爱好社团。“离岸”本身并非贬义词。但目前，众多“离岸社团”、“山寨社团”日益成为金钱换荣誉的载体，而相关监管政策和手段仍显粗放。
离岸山寨社团五要素
起名 逾八成挂国字头
北京晚报记者分析328条记录发现，有274家采用了“中国”作为名字的开头，26家采用“中华”，11家采用“国际”，4家采用“世界”，2家采用“亚洲”，1家采用“全国”。
选址 偏爱部委办公地
不少“社团”通过虚构地址制造“高大上”的假象——上佳之选是跟国务院挂钩，其次是相关部委地址附近，再次是钓鱼台国宾馆。
如“中国智能家居协会”的办公地址为“中纺里34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”，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其实位于西安门大街22号；“中国连锁加盟行业协会”则将地址设在中央党校东院二楼，而这个地址并不存在。此外，同一地址、同一固定电话，有时能追溯到2家甚至5家“社团”。
造势 热衷邀请名人
浏览这些“社团”的简介，不难发现很多原官员、著名学者以“社团”发起人、名誉会长、高级顾问名义出现在“社团”领导行列中。
同时，北京晚报记者查阅“社团”们于自己网站公布的活动历史后发现，离岸社团、山寨社团热衷于邀请原官员在其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致辞或讲话。如“中国企业发展促进会”举办的2015年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年会上，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孙晓华出席并进行主题演讲；该“社团”举办的2016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年度峰会上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也发表了主题讲话。
头衔 明码标价出售
“社团”的实际控制人往往只占据执行会长或者秘书长的位置，而从理事到会长，或明码标价或私下沟通，均对行业内的单位和个人出售。缴费后，企业可以在网站上作为相应级别的单位出现，其负责人也获得相应职衔。
以“中国企业合作促进会”为例，其收费标准为：副会长单位10万/年；副理事长单位10万/年；常务理事单位6万/年；理事单位3万/年；会员单位5000元/年。
“社团”们的收费标准不一，在所有公开发布价码的“社团”中，商业类“社团”收费最高，如“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”，申请副理事长者须一次交纳会费50万元（五年一届）。
营利 背后实为公司运作
很多“社团”背后其实是营利性的公司。通过“社团”吸引会员后，其背后的公司为会员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。“社团”还通过举办比赛来收取参赛费，进行评奖收取奖牌费，举办会展来收取参展费等。
何以生存
金钱换名誉 劣币驱逐良币
北京晚报记者追溯这328个“社团”的历史，部分甚至成立于本世纪初。
“‘社团’的局做得很好，一些公众人物，甚至体制内的官员也参与进来，而企业或者高管看中了这些‘光环’，也就入了局。”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表示，局内人之间互相你求我应，就形成了一条金钱换名誉的链条，“有些官员甚至用不着十万八万，给个两三万，再包你吃好玩好，就很乐意去了。”
“不排除有些企业的确无法识别真假，但很多是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’。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、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，“你的名头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所以我不在乎，也不问你的真假，我给你钱，你赋予我荣誉。”贾西津称，这会导致最不重视信誉和质量的企业获得最有迷惑性的名声，“好的企业是会去识别真假的，它们不会愿意参加，最终的间接影响是消费者受损。”
马庆钰认为其社会影响非常恶劣，“你这个官员走个穴，那我是不是也去出个场？社会组织也被弄得毫无尊严。”
管理脱节
逾四成网站仍可访问
截至昨天，328个“社团”中，有174个已经无法找到其网址，仍有154个网站正常运营；328个“社团”中，133个能找到联系电话，其中39个能打通，且还在正常活动。
贾西津告诉北京晚报记者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，除极少数经过特批的基金会，境外注册的社会组织在华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。
但是民政部门要取缔这些“社团”仍存障碍。“对于在境外登记的‘社团’，民政部可以曝光、要求其停止在华活动，至于关掉它在境外开设的网站、追究法律责任，民政部没有这个权限。”贾西津表示，即使是关停在国内开设的网站也需要多部门协作，“看部门之间有没有联合执法的机制。”
“现在‘离岸社团’的管理是脱节的，它们没备过案，民政部门没法跟它们沟通，只能单方面曝光。”马庆钰表示。
专家观点
“离岸”非贬义
社团管理需细化
“其实曝光‘离岸社团’名单、宣布其非法的管理方式，没有把好的意图和坏的意图分开。”贾西津表示，“离岸”本身并非贬义词。
“应该有一个程序让‘离岸社团’进行备案，它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活动，民政部门也能把它们纳入管理。”马庆钰告诉北京晚报记者，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》目前已在三审。
贾西津透露，在欧美，社会组织的注册非常方便，但有细致和复杂的监管；而在我国，民间自发成立社会组织很难，监管却比较粗放。“希望以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思路会是分类管理，慈善类、社区服务类、行业类的注册会开放一些；境外组织来华活动，会通过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》设定更加明确的界限。”本报记者 白歌
中国法制网摘编：亓淦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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